北派传销暴力，南派传销柔情洗脑，打击传销面临哪些困难？

传销分“北派”和“南派”，其实并不严谨。严格意义上说，这并非是按照地域划分，也不是按照传销领袖的户籍划分，这种区别，主要是操作模式上有很大不同。

以非法拘禁的方式控制受害者，成为北派传销的惯用手段

最近遭遇不幸的一位求职者，很可能和北派传销有密切关系。据某反传销组织的志愿者透露，他曾经见过这个求职者，其陷入的传销窝点就是北派传销组织中的佼佼者“蝶蓓蕾”。

很多人会疑问，名校毕业，又是年轻人，为何这么容易被洗脑？这里面存在一个误区，陷入传销者，不一定就是被洗脑成功的，尤其对于北派传销，洗脑并不是最关键的环节。今年4月，平面模特童亚萍因为接下同行群里的“一个通告”，从北京到了天津，当她抵达一处“服装厂仓库”后，却遭一伙人禁锢11天之久。在那里，她每天在监视下“上课”、玩游戏、聊天、甚至去厕所。她陷落的就是北派传销。

反传销的志愿者们曾经介绍过更惨的事例，一个大学生被骗入北派传销组织7天，他记录了自己的遭遇：住狗窝、住臭水沟、吃变质食物、打人、鼻子灌水，勒索钱财，样样都有。而他们日常玩的游戏是：谁输了，谁隔着裤子舔裤裆。

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，以天津、传销、非法拘禁为关键字进行检索，2016年共有31份判决书，2017年也有17起，其中受害者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。

北派传销主要盯住年轻人，尤其是从贫困地区走出的学生，这些人的特点是：没钱，有迫切找工作的需求。所以每年6、7月是他们吸纳人员的高峰期。虽然以提供正式工作骗年轻人上钩容易，但毕竟他们是相对有头脑的一群人，要想把他们留住，暴力手段是不二选择。

南派传销重在精神控制，传销人员来去自由

并不是所有的传销组织都限制人身自由。比如南派传销，经常打着“政府支持”“纯资本运作”“民间互助理财”等旗号，以考察项目、包工程、旅游探亲为名把人骗到外地，进行一系列的洗脑工程。

“地方政府暗中支持传销”是传销者给每个新来者要上的第一课，“公安局就在咱们旁边，也就50米远，可能让咱们干坏事吗？武警部队也就在这边，他能不管吗？”

还有更邪乎的，传销者这样告诉新人：“2005版的人民币你们仔细看过吗？背面的29个点意味着发展29个人可以当老总，人民大会堂的三个台阶和五根柱子以及5段防伪金属线都寓意着五级三晋制。”

南派传销拿100元当臧红头文件，证明国家暗中支持，可笑

如果初来乍到的传销新人，偶然看到了国家宣传打击传销之类的报道，都会被传销组织者说成是所谓的“宏观调控”。虽然南派传销也会发生收手机这样的事，但总的来说，是不限制人身自由的，甚至刚开始带着你到处游玩，没钱回家还免费帮你买车票，没对象还帮你发展异性。

南派传销发源地最初在广西来宾、玉林、南宁、北海一带，后来扩散到云贵川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苏、陕西、河南等省，现在合肥、贵阳、长沙、南京、武汉、昆明、西安、成都、郑州等地都成为这种传销的重灾区。

2017年元旦，武汉光谷，传销新人在铜像前接受训话，如果他们想逃走，没有难度

整套洗脑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调动人感性的一面，以及对传销社群的认同：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为理想而奋斗，而干扰我们的所有负面因素，都是通往财富自由道路上的阻碍。

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，叫“北派打地铺，南派住别墅”。其实，这也是一种误解，只要干上了传销，日子不可能过得潇洒，因为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拉锯战。传销者的生活费用，基本都来自其缴纳的“加盟费”，而一个传销者一般都会留下半年到一年半的时间，这就使得他们必须过一种极为简朴的生活，在很多城市的传销组织，都要求参与者去菜市场捡菜叶，并称之为“磨练意志”。传销者的聚集地，实际上就是贫民窟，粗茶淡饭，维持最低的生命开支。

两种方式互相交融，打击存在现实难度

武术有南派、北派之分，修脚也有北派、南派之别，说传销也分南、北派，并不是戏谑。北派传销在1997年发展到河北、天津、山东等地，后来逐渐裂变扩散到全国。而在2003年前后，南派传销大举北上，在安徽合肥、河北燕郊、山东威海乳山等地生根，南北两派传销胜利会师。

近些年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，就是南、北派传销反思自我、互相学习、从对方身上找优点，比如北派传销也开始注重精神控制，放松人身限制，一个陷入“蝶蓓蕾”的传销新人曾介绍：“不是硬性绑架，也没有人身伤害，只是前一个星期必须待在家里。你交了钱后，组织就会慢慢认为你是自己人，把手机还给你。”

而南派传销内部也常常反思“手段不够雷霆”。所以，也常常看到，即使在南派传销的大本营广西，也时有暴力传销的新闻发生。随着“北派南下”和“南派北上”，现在，除了西藏外，几乎每个省都有南、北传销的分布。

不管是加强洗脑，还是强化暴力，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传销团体的稳定性，使整个群体成为信息孤岛。由于传销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的更新换代，也由于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只注重于事后打击，传销的危害未能充分暴露。传销组织者往往将公安机关的调查解释为“破坏事业”，让广大参与者对警方产生抵触情绪，这直接导致了取证困难。

今年7月，天津警方发布通告，声称一举抓获“蝶蓓蕾”传销组织高层人员7名、传销骨干人员25名，缴获、冻结赃款100余万元，成功将这一传销组织连根拔起。很多人奇怪，既然“连根拔起”了，为何还有此后的惨剧发生？

“蝶蓓蕾”组织的一些头目被警方抓获，但它们往往死而不僵

这一类传销组织，大部分的状态是死灰复燃和死而不僵。因为参与者众多，任何一个席卷其中的人，都可以另立山头。“蝶蓓蕾案”曾在2006年就被定义为“全国最大传销案”，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，涉案金额20亿元，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个组织也不曾覆灭。

这种传销组织一般潜藏在大城市周边的郊区、农村，传销者和当地农民勾结的现象比较突出，警方突击检查的对象一般是登记在册的出租屋（传销组织的据点），如果有当地农民从中配合窝藏传销人员，执法难度确实比较大，会涉及天量筛查工作。

传销崛起的重要原因是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引起社会剧烈转型，此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效率重于公平，有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被抛弃。这些人中有一大批成为“社会失落者”，毕业找不到工作、下岗、没有退休工资，而传销，就成了玩弄中国穷人的“发财机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