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传销组织的无奈之余希望能和政府携手走出“灰色身份”

 

    这种需求，没有被反传销组织的“灰色身份”、看起来昂贵的“捞人”价码以及部分组织“以暴制暴”的解救方式吓跑，反而随之衍生出一个“新行业”。

 

    而人们之所以求助于反传销组织，有的是寻求司法救济无果后的无奈之举，比如报道中的李楠，被骗进传销后，其同学最初报警，但警员表示，信息太少，没办法找人，他们只能求助于反传销组织；有的则是对公力救济的不信任。这种民间私力救济的存在，恰恰反证了公力介入的缺失。

 

   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反传销组织究竟能走多远？而无法面面俱到，甚至已不能适应新型传销的公力救济，该如何改进？这两个问题，不能成为跷跷板两头的大石头。揭示反传销组织的问题和乱象，为的是不让其野蛮生长，跨过法理界限；但我们更不希望的是，公权力部门一方面无法全面打击传销，一方面却以“一刀切”的方式对民间自生力量进行打击。

 

    如何更好地协调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，是一个复杂的命题。就像反传销组织希望的那样，政府职能部门与反传销组织能否携手，制定出统一的规范和救助标准，将这股民间自生力量纳入合法化的轨道，确实值得好好展望。（来源：甘肃法制报）